第526章 无稽之谈（2/3）
只是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，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，便大起恐慌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，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。这种妄人，脑筋里的主义，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名词的主义。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，便是指这种危险。”而“ 蓝、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， 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。如此所说的主义， 我并不曾轻视。” 这也说明，马克思主义并非其主要的针对。
毫无疑问，胡适说的“主义”,应当也涵盖马克思主义。但读原文，胡适并不一般地反对谁信奉马克思主义，更不是谁信奉马克思主义，就和谁过不去。他只是提出，任何主义都“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；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，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；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，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、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”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应该反对的吗
如果像信奉宗教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，这样的人不管把自己标榜成多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其人肯定比胡适离真理更远。
卡尔?波普尔说过，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是白的，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，“天鹅皆白色”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。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“真理的白天鹅”可以永远不被证伪，那么“非真理”、“非主流”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。换言之，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，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，人类只能“通过知识寻求解放”。
胡适后来说，对于“新文化运动”，自己比较喜欢用“中国的文艺复兴”一词，因为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多相同之处：一是对新语言、新文字、自我表达新工具的需要；二是对人类解放的要求，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、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他后来曾说：“那时我有一个主张，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，自己应有一种禁约：不谈政治，不参加政治，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，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，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。”他在口述自传中遗憾地认为：“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，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。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。”
可以说，胡适的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希望对这种政治转向有所校正。胡适在文中指出：空谈好听的“主义”，是极容易的事；空谈外来进口的“主义”，是没有什么用的；偏向纸上的“主义”，是很危险的。详细分析讨论之后，胡适最后说：“主义的大危险，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，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，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。”
9月，胡适将自己八年来翻译的十篇短篇小说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。
胡适译，短篇小说第一集，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，民国八年十月初版，民国十七年十月便已十一版。
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，或许可以作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。
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。其中，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，其余是白话。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。这个比例，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偏向于白话写作。
他在该书“译者自序”中说，这些小说“不是一时译的，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，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”。如果来得及，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。
胡适说过，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。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，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，该怎么写。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，而且有个基本模式。诸如“某生，某处人，幼负异才， 一日，游某园，遇一女郎，睨之，天人也 ”，被胡适斥为“滥调小说”。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