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》商榷（1/10）
关于汉为火德之说，我的想法最近又有了一些改变。汉兴之初，因了丞相张苍的大力鼓吹，以本朝为“水德之始”，因而承接周的火德而王。到后来，又因为有了“黄龙见成纪”的符瑞，从了公孙臣的说法，改作土德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水德、土德之前，到底有没有火德的阶段。
汉为火德是和“汉家尧后”一说纠缠不清的。汉之为火德，又与尧之为火德密不可分，互为表里。否则，汉为土德的系统既已成立在先，甚至武帝时封禅改制，全都以此为基础，为何后来偏偏又彻头彻尾来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呢？“汉家尧后”说发生的年代我们不清楚，但据《汉书·眭弘传》录眭弘所上奏章，有“汉家尧后，有传国之运”，则至少到西汉之末，“汉家尧后”已成公认之说。（我虽不主张《汉书》有后人窜入的说法，但班固为东汉明帝时人，其可靠性须分而论之。）“汉家尧后”说的依据来自于《左传》（《潜夫论·志姓氏》则愈复杂），《左传》在西汉时原本不受人重视，经刘歆“引传文以解经，转相发明”，争立于学官之后，方才大显于世。旧说《左传》为刘歆分《国语》所成，义例皆为歆伪造，因而“汉家尧后”说亦出刘歆手笔，照我看来，大约不很可信，说见后。我认为，“汉家尧后”之说大约产生于武帝以后，可能就在昭宣之际。武帝好大喜功，汉家先朝积蓄了六七十年的财产，给他郊祀、求仙，花个一干二净，加之严刑峻法、苛捐杂税，碰到荒年，竟至赤地千里，再有对匈奴的长年战争，人民自然苦不堪言。到昭宣之时，便觉得这个盛极一时的土德之说气数已尽。成帝永始二年，黑龙出现在东莱，谷永认为有人将举兵谋反：
汉家行夏正，夏正色黑，黑龙，同姓之象也。龙阳德，由小之大，故为王者瑞应。未知同姓有见本朝无继嗣之庆，多危殆之隙，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邪？将动心冀为后者，残贼不仁，若广陵、昌邑之类？（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）
按照三统说（此说见于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质文篇》），汉为黑统，今有黑龙见东莱，正是汉受命的符瑞，本该大加鼓吹，如今谷永却当它作“危亡之事”。董仲舒武帝时仍在，《春秋繁露》即令不全为董一人所作，要之总写于景帝之时（或稍后一点），到武帝时还根据三统说改了太初历，在当时算是颇得意的一件盛事，何以到这时，竟成为篡弑之兆了呢？可见，大家此时对于汉家王朝久已失了信仰，认为汉德已衰，将有新德继之于后，从所不胜，因而“汉为土德”说也跟着不再具有政治的力量，汉朝统治者面对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？最好的办法自然便是挂出尧的招牌。
为什么我说“汉家尧后”的说法不可能产生于汉初呢？汉高祖出身低微，充其量不过沛县的一个小官吏，平日斗鸡走狗，不事产业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大老粗。其父太公（“老太爷”），其母刘媪（“刘老太太”），名字都没留下来。高祖字季（“老四”），有个哥哥叫“仲”（“老二”），同样是姓字不详。反观夏商周秦，大官显贵，哪个不出名门之后。高祖自卑吗？当然不，以布衣出身而终有天下，正说明受之于天，非人力所能为。《孟子》：“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”，《史记》里，刘邦自己就说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”（见《高祖本纪》）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里感慨高祖之得天下：“昔虞、夏之兴，积善累功数十年，德洽百姓，摄行政事，考之于天，然后在位。汤、武之王，乃由契、后稷脩仁行义十余世，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，犹以为未可，其后乃放弑。秦起襄公，章于文、缪，献、孝之后，稍以蚕食六国，百有余载，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。以德若彼，用力如此，盖一统若斯之难也。秦既称帝，患兵革不休，以有诸侯也，于是无尺土之封，堕坏名城，销锋镝，锄豪杰，维万世之安。然王迹之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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